【世经研究】2025年数字化的经济行业现状以及2026年银行授信指引

来源：大鱼游戏官网    发布时间：2025-12-25 08:12:48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化的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中的定义，数字化的经济是指以数据资源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化的经济分类》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个方面，确定了数字化的经济的基本范围，将数字化的经济产业范围确定为：01数字产品制造业、02数字产品服务业、03数字技术应用业、04数字要素驱动业、05数字化效率提升业等5个大类。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首次提出了“四化框架”，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治理化的基础上增加了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产业数字化的概念更为具体，指出了数字技术在相关产业中的边际贡献，如工业互联网，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数字化治理更强调以“数字技术+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技管结合与多元治理。数据价值化具体指大数据的开发与利用，如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

  2025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政策体系以“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为核心引擎，推动技术融合与价值释放。一系列高规格、可落地的文件密集出台，标志着数字化的经济建设正从宏观战略加速转入行业攻坚与场景实施的新阶段。

  2025年，数字化的经济领域的政策体系呈现出顶层设计清晰化与行业落地精细化同步深化的鲜明特征。政策核心围绕“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两大国家级行动展开，从宏观的设定硬指标，到聚焦工业制造、电子信息等具体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再到发布九个领域的“数据要素×”场景指引，形成了一套“战略引领-产业攻坚-场景落地”的完整推进链路。这些政策由国家数据局、工信部、发改委等多部门协同发布，强调标准建设、企业培育和生态赋能，标志着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发展正从技术驱动迈向以数据要素化、产业融合化、应用场景化为特点的深度赋能新阶段。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为推动经济高水平发展的重要支撑。2025年11月，中国电子信息行业联合会表示“十五五”期间，数字化的经济核心产业占GDP的比重预计将迈向15%左右。这标志着数字化的经济已不再是简单的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而是成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伴随数实融合制度逐渐完备和产业实践更加深入，预计到2030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规模将超过80万亿元；“十五五”期间，数字技术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平均贡献将由过去4年的22.5%提升至23.2%，成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动力。

  2025年1-9月，全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124914.7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与1-8月持平，较2024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实现总利润4937.7亿元，同比增长12.0%，增速较1-8月增加4.7个百分点，较2024年同期增加4.8个百分点。1-9月，智能化、自动化领域创新持续推进，带动智能消费设备制造、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工业专用设备制造等行业利润分别增长81.6%、39.7%、25.5%。

  2025年前三季度，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增加值累计同比增速从第一季度的11.5%温和回落至前三季度的10.9%，整体呈现高位小幅放缓的态势。一方面，在《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等政策推动下，人工智能服务器、智能终端等高的附加价值领域生产活跃，成为支撑增速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全球电子需求复苏不稳导致出货值增速在第三季度明显放缓，同时行业内部传统整机产量同比下滑，加之出厂价格持续处于收缩区间，共同制约了整体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幅度。其中，集成电路制造、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2.4%、20.5%、12.2%。

  2025年我国软件业在收入与利润上实现了稳健的双增长。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软件业务收入111126亿元，同比增长13.0%。软件业务增速自年初以来呈现逐月稳步提升的态势，反映出市场需求持续释放。软件业总利润14352亿元，同比增长8.7%。软件业务出口459.4亿美元，同比增长6.6%。软件业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和产业数字化的工具箱，其迅速增加直接支撑了各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和新兴业态的孵化，是数字化的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提升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支柱。

  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平稳增长。2025年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以下简称互联网公司）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4420亿元，同比增长2.8%，增速较1-8月份提高0.6个百分点。总利润降幅有所扩大。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公司实现利润总额1036亿元，同比下降13.1%，降幅较1-8月份扩大9.3个百分点。研发经费加快增长。前三季度，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公司共投入研发经费763.4亿元，同比增长6.6%，增速较1-8月份提高3.2个百分点。

  2025年1-9月，电信业务总量13764.4亿元，同比增长9.0%，增速较1-8月提高0.2个百分点，较2024年同期回落1.7个百分点；9月，电信业务总量1581.9亿元，环比增加5.0%，同比增长10.2%。

  移动互联网流量保持较快增长，9月DOU值位于较高水准。前三季度，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2874亿GB，同比增长16.6%。截至9月末，移动互联网用户数达16.07亿户，比上年末净增3704万户。9月当月户均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DOU）达到21.23GB/户•月，同比增长15.5%，比上年底高1.53GB/户•月。

  2025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区域格局东部引领、梯队分明，而竞争态势则呈现头部固守、腰部激战、后发追赶的差异化与协同化并存局面。

  在梯队分化的基础上，不一样的区域的竞争焦点和策略差异明显。第一梯队城市间在高精尖领域（如人工智能、大模型）的竞争是巅峰对决。而真正激烈的竞争发生在数字化的经济百强市的中游城市（50名左右），这些城市位次变动频繁，竞争白热化。

  各省份在“十五五”规划中明确了差异化的主攻方向。例如，北京定位“全球数字化的经济发展高地”，浙江建设“平台经济高水平发展强省”，四川则侧重培育数字化的经济创新型企业。这种因地制宜的策略，使全国竞争格局避免了同质化，走向特色化与生态化。

  创新要素高度集中在东部和核心城市群。例如，北京、广东、上海、浙江、江苏五地集中了全国约70%的数字化的经济资本交易事件。超过95%的数字化的经济独角兽企业分布在华东、华北和中南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创新动力。

  技术范式从“互联网+”向“人工智能+”深度跃迁。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即从“互联网+”时代的广泛连接与平台构建，迈向“人工智能+”时代的智能决策与创新引领。这标志着产业升级从流程的优化深入到生产与服务的核心环节，人工智能技术正向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量检验等实体经济全流程深度赋能。截至2025年上半年，我国已完成备案的大模型总量已达439款，覆盖医疗、制造、金融等30余个行业，智能化已成为技术演进的主导方向。

  数据要素从资源化向价值化加速流通，成为核心增长引擎。数据已被视为最具时代特征的新型生产要素，其价值释放路径日益清晰：从资源化（海量数据积累）、到要素化（市场交易与配置）、最终实现价值化（在经济场景中创造效益）。伴随无人驾驶、具身智能、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加速发展，数据资源在生产力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将持续提升，预测2025年全国数据生产总量将突破50ZB。国家推动的“数据要素×”行动计划，正是为了在工业制造、金融服务等重点行业形成典型应用，以释放数据的乘数效应。在此过程中，可信化，即保障安全、隐私与合规，成为数据与AI大规模应用的基石。

  数字经济产业体系正在从链式整合向平台化、集群化、融合化生态演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再局限于单点或单链改进，而是转向以平台为核心的网状产业生态构建。这体现为：平台化重构组织模式，如工业网络站点平台推动全链条协同；集群化优化空间布局，各地正在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融合化模糊产业边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层次地融合催生“产品+数据+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者形成供需联动、协同发展的紧密关系。

  2025年我国数字化的经济增长空间从国内市场向全球市场积极拓展。数字企业出海与数字贸易正成为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新动能。我国在短视频、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头部企业，正凭借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应用加速拓展国际市场。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前三季度同比增长为6.4%，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额占比预计达45%以上。同时，我国正积极参与跨境数据流动等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构建，以提升在国际领域的线.发展目标从效率提升向包容与安全并重升级

  在追求效率与增长的同时，数字经济正朝着更具包容性和安全性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通过数字乡村建设、智慧医疗教育普及等，努力缩小城乡数字鸿沟，提升公共服务普惠水平；另一方面，面对技术依赖与数据安全挑战，发展自主可控的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和构建可信、绿色的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重点。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风险是数字经济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对外依赖。具体而言，在高端计算芯片、精密制造设备、核心工业软件以及高端传感器等领域，我国仍存在显著短板。这种依赖不仅是采购成本问题，更是一种系统性脆弱：一旦国际供应链出现人为干预或地缘政治波动，从尖端人工智能研发到高端智能制造，整个数字产业链的创新节奏与生产连续性都可能受到直接冲击，导致企业或项目突然失速。

  数据要素市场化的核心矛盾在于价值挖掘与安全合规之间的巨大张力。当前，数据的确权、定价、收益分配等基础性制度规则仍处于探索和区域试点阶段，全国统一、高效透明的流通市场远未成熟。企业，尤其是金融、医疗等涉及敏感数据的行业，在尝试数据交易或融合应用时，极易踩到法律红线，面临高昂的合规成本与潜在的监管处罚。同时，数据泄露、算法歧视、深度伪造等安全与伦理事件频发，导致社会信任受损。

  这一风险体现为数字技术渗透的巨大落差与系统割裂。一方面，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间的数字鸿沟在拉大。头部企业已进入智能化阶段，而大量中小企业仍处于数字化基础改造的阵痛中，受困于资金、人才和技术路径的缺乏，形成“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另一方面，即便在积极推进转型的行业内，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协议和互信机制，企业内部及产业链上下游间的数据孤岛现象严重。

  数字企业出海已变为必选项，但外部环境急剧复杂化。这一风险是市场风险与超经济风险的高度叠加。除常规竞争外，企业面临的是快速演变且相互冲突的全球监管丛林：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美国的云安全审查、各地区差异巨大的数据本地化要求等，使得合规成本极高且充满不确定性。更重要的是，数字领域已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场域，技术标准、网络空间规则、数字贸易条款都带有浓厚的地缘政治色彩。企业正常的商业决策可能被意外卷入国际博弈，导致市场准入突然关闭、资产受限等极端情况。这对银行评估企业的海外业务和未来现金流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发展数字经济是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已成为最高层级的行动纲领，从《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到各行业数字化转型方案，构筑了清晰、持久的政策赛道。数字经济已超越周期波动，成为经济稳步的增长最确定的引擎。其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双轮结构，既提供了如算力基础设施、工业软件等坚实的底座投资机会，也催生了传统产业全方位升级的广阔蓝海。它是新质生产力最核心的构成部分，支持数字化的经济就是投资于未来经济的增长内核。因此，建议2026年银行将数字化的经济行业定为“重点支持类”行业。

  面对技术迭代加速、竞争分化与风险交织的新阶段，银行授信策略需进行根本性重构。核心是从过去依赖抵押和财务数据的规模导向，转向基于产业洞察的价值与风险平衡。这意味着，授信决策应重点评估企业的技术自主性、数据治理能力及其在产业链中的生态位价值，实现对国家战略领域新质生产力的精准滴灌，同时系统性驾驭新型风险。因此，总体授信策略为“战略驱动，硬核优先，场景渗透，主动风控”。

  信贷资源应严格遵循国家“人工智能+”与“数据要素×”的行动主线，实施差异化配置。重点支持领域包括：攻关集成电路、基础软件等“卡脖子”技术的核心创新企业；开展智能化、绿色化改造的制造业（尤其是电子信息、机械工业）；以及承载东数西算的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数字基础设施。同时，应审慎或限制对严重依赖海外技术且无替代路径、商业模式不清或数据安全薄弱的企业的授信。

  授信布局需与区域格局深度协同。在东部第一梯队（京、沪、粤、苏、浙），应聚焦支持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研发和生态构建。在中西部第二梯队（川、渝、鄂、皖等），应积极对接“东数西算”及产业转移，支持算力枢纽和特色数字产业发展。在其他发展型区域，则应以数字基建和普惠融合为重点，支持智慧城市、数字乡村建设，助力缩小数字鸿沟。

  必须针对数字化的经济特有的风险升级风控手段。一是管理技术断链风险，将供应链安全和技术替代方案纳入贷前调查。二是严控数据与合规风险，将企业数据治理与隐私保护能力作为授信核心考量。三是防范生态孤立与市场风险，评估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协同性与技术路线的稳定性。四是管控国际化风险，加强对出海企业应对数据跨境、数字税等国际规则能力的审查。

  银行自身需加快转型以支撑新策略落地。关键是打造专业化授信模型，开发基于知识产权、数据资产未来现金流的评估能力。同时，应深化数字化金融创新，发展数字人民币场景金融、基于动产登记的供应链金融，并提供“贷债股顾”一体的综合服务。最终，通过培养复合型人才、建立敏捷组织，转变为真正的产业数字伙伴。